亲子鉴定背后的女法医

亲子鉴定，是个神秘又富有争议的话题，每一桩鉴定背后都可能隐藏着曲折的故事……

  日前，一本叫《亲子鉴定秘档》的书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书中主人公原中国科学院北京基因组研究所、现北京中正司法鉴定所所长邓亚军博士也成为焦点。

  因为崇拜家中的兄长，高考时邓亚军听从他的建议，报考了西安交通大学法医系，1996年毕业后分到西安市公安局灞桥分局当了一名现场法医，负责尸体检验和临床鉴定。

　　两年后，邓亚军考取了西安交通大学法医系的在职研究生。2000年9月，她跟随导师来到中科院北京基因组研究所完成硕士课题。

　　这一年，中国加入了国际人类基因组计划1%的项目，邓亚军作为工作人员参与了科研任务。

　　2001年7月，“中国水稻基因组计划”启动，她被任命为生产办公室主任，领导了包括博士生在内的150多人圆满完成了测序工作。

　　“中国水稻基因组计划”完成后，邓亚军回西安通过了硕士论文答辩，并以专业第一名的成绩继续攻读博士学位。2003年年初，她正式出任研究所下属的华大方瑞司法物证鉴定中心主任。

拎着SARS病人的血清坐飞机

　　邓亚军刚走马上任，中国就遭遇了SARS病毒的侵袭。测出SARS病毒的基础序列，是研究所的当务之急，邓亚军被派到广州，与相关医院进行沟通，以获得样本。

　　“当时我飞到广州三次，才得到了SARS病人的阳性血清。那时候，SARS病人的血清谁看见谁害怕，我就带着血清坐飞机。”邓亚军说。2003年5月，研究所捐赠给国家30万份的ELISA试剂盒，用来确诊SARS病人。

　　“SARS病毒被解码之后，为了验证病毒通过什么途径传播，我们又从各地收集了500份SARS病人的血液、粪便、口腔试子和唾液，进入P3实验室（P3实验室是生物安全防护三级实验室。生物安全防护实验室根据微生物及其毒素的危害程度不同，分为4级，一级最低，四级最高。三级适用于主要通过呼吸途径使人传染上严重的、甚至是致死疾病的致病微生物或其毒素）进行SARS病毒的检测和分离。”

　　这一次又是整整3个月，邓亚军的体重掉了8斤。身边的不少人辞职走了，邓亚军却一直坚持下来。2003年9月，一切尘埃落定。邓亚军开始一心一意经营鉴定中心，也完成了自己作为职业DNA鉴定人的蜕变。

  降价！降价！

  当时，DNA鉴定还是一个大家都陌生的行业。

　　照邓亚军自己的说法，当时华大方瑞的状态就是“一人一座一车”。

　　“一人是指我一个人，一座是指我只占据了当时华大一万平米办公空间中一个隔断的位置，还好我还有一辆隶属于行政办公室的普通桑塔纳轿车。”邓亚军说。

　　作为方瑞惟一的员工及负责人，邓亚军都是一个人写策划案、计划书；一个人去跟相关行业的主管沟通，争取大项目；接着，一个人泡在实验室做鉴定……

　　尽管如此，邓亚军还是在很长时间里都被同行戏称为“亏损企业老总”。

  为了让更多的人知道亲子鉴定，同时提高华大方瑞的知名度，邓亚军做了个大胆的决定，将DNA亲子鉴定业务全面降价，从原来行业通行的每份样本1200元，直接“腰斩”一半，降为600元。

  2004年6月初，这个消息在北京一家颇有影响的媒体上发布了。发布当天，邓亚军给办公室打电话，总是占线，足足一个小时以后她才把电话打进去。她很奇怪地问来帮忙的同事：“电话坏了？”

  同事连忙告诉她：“电话没坏，都是打电话来咨询做鉴定的事。”这话把邓亚军吓了一跳，结果当天就接到了5桩委托，相当于以前半个月的量；整个6月接到了80多桩委托，7月又增加到了100桩！

　　就在这个月，方瑞的营业额和支出第一次出现了持平，邓亚军既喜又惊，她原本没有想到，在中国亲子鉴定会有这么大的需求。

   邓亚军开始招兵买马。

  印度洋海啸尸检，做报告的时候才吐了

  2004年12月26日，印度洋海域发生强烈地震并引发巨大海啸，数以万计的遇难者中，大量的身份无法识别。由于华大方瑞司法物证鉴定中心是国内少数几家能够提供所有类型DNA检测手段的机构之一，12月28日，邓亚军递交了赴灾区进行救援的申请。

  两天后，邓亚军和4位同事已经站在灾难现场，泰国攀牙的两座寺庙存放着数千具遇难者尸体，急需身份识别。和中国的救援组一起工作的，还有来自30多个国家的救援专家，按照国际惯例，多国救援人员迅速组成了大型灾难遇难者个体识别协作组，简称DVI。

　　虽然邓亚军有着一线的法医经验，但她还是被眼前的惨状震惊了。

　　“我见过高度腐败的尸体，也做过尸体检验，但我从来没在一天时间里检过50具高度腐败的尸体。尸体袋一解开，恶臭立刻扑出来，人马上就要呕吐。取样本时，还得防备满地的蛆爬到身上来。”邓亚军说，“我们吃东西基本是在现场，刚开始会从酒店带一些打包的蛋炒饭过去，但到后来，绝对不会吃米饭和豆芽，看着就像蛆，条件反射。”

　　由于尸体高度腐败，DNA检测几乎是身份鉴别的惟一手段，而泰国的实验室又没有能力进行这么大规模的鉴定，那么多遇难者的DNA由哪个国家来做，谁来承担这笔费用？ 

  邓亚军作出了一个大胆决定：“我们中国，愿意承担这次海啸所有遇难者的DNA鉴定，而且承担相应的检测费用。”各国专家为之肃然起敬。

  9个月后，1596份海啸遇难者样本的鉴定工作全部完成，中科院要求她做报告，为幻灯片挑选照片的时候，她挑着挑着，终于忍不住吐了。

  经此一役，各种荣誉向邓亚军扑来，华大方瑞也不用再为业务量而烦恼了。

  “你又拆散了多少个家庭？”

  直至《亲子鉴定秘档》出版之时，邓亚军已完成了16000多例亲子鉴定，其中有超过22%的鉴定结果是“否定”的排除结果。也就是说，平均每五个去做鉴定的委托人就有一个孩子不是自己亲生的。  

  据邓亚军回忆，方瑞成立后遇到的第一个DNA鉴定委托，其背后的曲折就让她很是惊讶。

  “委托人是一位计划怀孕七八年仍未成功的女人，屡次失望之后，仍不懈地去医院检测卵泡是否成熟，也坚持在每个月排卵期与丈夫同房。有一次，她先入为主地认为难以怀孕，未做安全措施便和情人同房，却一击而中。丈夫越是加倍呵护她越忐忑不安，就借了出差的机会，带着情人来到北京找我。她辛辛苦苦盼孩子这么多年，仓促流产对任何一方都是伤害……

  “可因为她怀孕才两个月，尚处于怀孕早期，母体内胎儿成形细胞很少，要在不影响胎儿成长的基础上提取DNA样本，当时国内还没有一家机构能做到。我把结果告诉她以后，她带着遗憾走了。过几个月她打电话告诉我，孩子已经被打掉了。”

  在那么多“否定”结果中，相当一部分最后都出现家庭破裂的结局。

  邓亚军告诉记者：“一个犯人的妻子生下孩子之后就离开了父子俩。父亲因为抢劫案被判入狱，把七八个月的孩子交付给同样收入欠佳的大伯收养。这对‘夫妻’只是按照风俗摆了酒席并未领取结婚证，孩子五岁时面临着上学和上户口的难题，必须通过鉴定明确户籍关系。好心的狱警委托我们做鉴定。鉴定结果却让人无奈：孩子并非犯人亲生。他的户口和就学问题仍悬而未决，更不用说鉴定结果为这个坎坷的家庭带来了多么难以弥补的伤痕。” 

  因为遇到太多残酷的结果，邓亚军常常遇到来自别人和自己的质疑：“你又拆散了多少个家庭？”

  其实亲子鉴定只是一种技术手段，它并没有问题，有问题的是人。它暴露的是现代人对感情的草率，对家庭的忽视，对下一代的不负责任。它是一面放大镜，将那些情感上无法正视的痛处一一暴露出来。

  “无辜的孩子，往往成为亲子鉴定最大的受害者。”邓亚军说。

（摘自《周末》周益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