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实的力量——邓亚军 序幕：电台录播

电台主持：让你再给讲一下丈夫杀妻子的那个案子（画面：播控间长长的走廊）。

邓亚军：这个案子应该是97年春节之后。

电台主持：当时是什么样一种状态（画面：跳动的音频表）？

邓亚军：一具女尸，然后上身穿了一件红色的毛衣，下身是赤裸的。

电台主持：怎么就怀疑上她的丈夫了呢（画面：墙上走动的电子钟）？

邓亚军：死者的丈夫是找不着了，找不着死者的丈夫。

记者：你为什么会选择来这里做嘉宾（画面：广播电台大楼）？

邓亚军：因为我喜欢法医这个职业，我愿意把我做的一些案子跟大家分享一下。

解说：这是2006年4月5日，北京交通广播《说案》节目的录制现场。到访嘉宾：邓亚军。2005年中国青年五四奖章获得者，一个从法医战线成长起来的DNA专家。

从刑警队到中科院

邓亚军：我是高中的时候，突然间想学医，就跟我大哥说了，我们家是长兄为父。当时高考估分出来，我这个分并不是特别高，本来他是希望我能够报考北大的。所以我们当时就咨询了以前的西安医科大学，现在已经被并入西安交通大学了，然后咨询的时候，就直接咨询的法医系，当时觉得那种感觉就挺恐怖的，说法医整天接触是尸体，我大哥就说，其实学医的，无论学哪个专业哪个行业可能都是又脏又累的。

解说：当时，邓亚军并不了解她所报专业，下一步要面临什么样的课程也完全不清楚。第一次课堂的动物实验，造成了她心中抹不去的阴影。

邓亚军：病理、生理这些课程，都要用到一个解剖动物，实习动物。两三个人合作的一个实践，就是他们把青蛙的表皮全部拨去。

记者：你当时什么感觉，你到现在都不敢去动青蛙？

邓亚军：作为法医他接触的专业是尸体，但是跟我来讲，可能它比尸体或可怕，就是我怕它身上的那个凸起，因为我们做这些实验的时候是不戴手套的，而我做任何一具尸体是有一个防护措施的，我要戴手套。

解说：大四期间，邓亚军和她的同学们开始接触真正的尸体。虽然学习了四年的专业，但当真正面对一具死尸时，邓亚军还是起了生理反应。

邓亚军：我印象特别深，当时因为大家都知道自己以后要学法医这个专业，所以大家都聚集在这个解剖台上，聚精会神的在看老师，在一点一点做解剖，因为老师边做解剖，边讲解。我们解剖室修的比较好，后面有几个，就是类似于篮球场那种看台似的，一级一级的台阶，然后我就坐在那个最上端那个台阶，就是离尸体最远的地方在那看，在那看他们做解剖。但是等到就是解剖腹腔的时候，突然间老师把胃提出来，就是切开胃，要看胃内容的时候，看那人把胃掏出来，就习惯性的干呕。

解说：这件事情让邓亚军的老师非常生气，过后跟他谈话说：你是系里最优秀的学生，怎么能表现的这么不专业。老师的批评，让邓亚军开始重新思考起自己的专业。大学五年级，进入法医实习阶段，邓亚军去了西安市的一个公安分局。

邓亚军：当时带我的几个老师，他们就告诉我，说这个学法医，你要真想学以致用的话，你一定要在分局干，一定要在公安局上干，07：44我也真正希望把我所学的知识能够用到实际的公安的刑侦上。能够为他们提供一个有关凶杀案的第一线一种证据或者线索吧。

解说：实习结束后邓亚军选择进入西安市灞桥分局工作，开始在一线从事法医工作。第一天报道，就被派出去处理一个死亡案件。

邓亚军：应该是一个要饭的，他死在我们那儿一个小房子里，类似于一个菜庵里吧，是一个大概16岁的小男孩，就在检验这具尸体的时候，我才开始的几分钟，因为大家全都拥进来，而我是第一天上班，我相当的慌乱，特别、特别慌乱。

解说：这是一个非正常死亡的案件，邓亚军对尸体进行一个大概的检验，这种非正常死亡也可能是病死，也有可能是自杀。这时她非常清楚她的目的就是要排除他杀的可能性。

邓亚军：一直没有找到死者的家属。最终的死因我们并不能确定，因为并没有做尸体解剖，不能确定死因。

记者：那就说作为一个法医来说，没确定死因，意味着什么？

法医不是一个万能的职业，就跟我做了法医之后，我在想，我还好我没有做一个临床大夫，因为临床大夫有很大疾病，他也是治愈不了的，而法医也一样，做了法医一样，我才意识到其实法医有很多问题不能解决。比如说他不做一个详细的完整的尸体解剖，他很难去确定一个死者的死因，或者面对高度腐败的尸体，即使你做了解剖，你也很难得出一个死因，这也是法医的一个局限性。尤其是法医病理学家或者是临床医学家所面临的一个困难。

解说：作为一名法医，对于凶杀案件，她的追求就是：必须找出被害者的死因，死亡时间，推断出被害者的死亡方式，还有致伤物，为办案提供科学的证据。这是一个法医的工作内容，也是她的荣誉源泉。

邓亚军：因为当时我们市局还没有这种DNA的检测的仪器，我们基本能够用的就是一个现场

，就是看尸体，解剖尸体地参与现场勘察，还有一些做一些简单地ABO血型这些检测。

记者：什么叫ABO？

就是血型，就是一个血型的一个判定，因为这种血型他不如DNA精确，他可能在某些案件里面，只能起到排除犯罪嫌疑人的作用，不可能起到认定的作用，而DNA是可以达到认定的作用的。

解说：在做法医的过程中，邓亚军深刻地认识到，DNA检测的重要性。在工作期间，她考取了西安医科大学法医系的研究生，而2000年的北京之行，注定了她的DNA研究道路。

邓亚军：我是2000年9月份来到北京的，当时就一个目的，我要完成我的硕士课题，我要尽快回去，我不是很适应北京的气侯、天气，还有这个地方，我们待的所，它待的地方，你们可以看到是北京的郊区，我们常常开玩笑说我从一个小城市来到一个大农村，这个地方特别特别偏僻，所以当时我来的时候，还是荒芜人烟的那种感觉。就要进一趟城啊，干什么特别难，而且北京特别干燥，都天特别冷。我觉得我们西安那个地方是山好水好的一个地方。所以只是为了尽快完成课题回去。

水稻测序——与时间竞争

解说：2000年，北京的华大基因刚成立不久，邓亚军来到这里没多久，就被派到生产部门做调度。公安系统养成的强势性格让邓亚军在这个管理岗位得到了充分的发挥。

同事：她人很利落，在管理上有一套自己的东西。

邓亚军：当时我们有两个调度，另外一个也是女孩，她没有这么强势，有时候安排活的时，底下的组长什么会讨价还价。

记者：你怎么说？

我说今天我安排的活必须做远，我给你的时间是多长时间，你做不完告诉我原因，如果你没有一个正当的理由，你必须把它做完，我可以陪你，无论做到多晚。我陪你一直做到多晚，这个任务必须完成。

解说：从2001年，华大基因开始承担超级杂交稻的测序工作，7月，中心主任走马换将，找到邓亚军，希望她出任生产部办公室主任的职务，带领大家完成水稻基因测序。作为客座研究生，邓亚军想的却是尽快完成自己的DNA课题，回到她的法医岗位去为取证服务。

邓亚军：因为我还是喜欢警察那个职业，还是喜欢想做我自己专业所能做的事情，所以当时不是很情愿做这个办公室主任，然后我们的中心的执行主任跟我谈话，他当时用语言激我，说你觉得你真的不行嘛。然后我就想，反正就是背水一战了，因为这个任务确实很紧急，我当时给自己的一个期限，就是我把这个水稻能够如期的完成，这样就可以了。

解说：2001年的7月1号，水稻基因测序正式启动，要求时间9月18号完成四成基因组的测序。

邓亚军：当时我们会面临日本他们有个水稻联盟，他们在做另一个水稻的品种的测序，那么可能是要在当年的10月份完成所有的测序，可能数据统计什么东西都会出来，那我们要赶在他之前，所以我们中心的执行主任就定在18号，也有点9.18的味道吧，真正给我的时间就两个半月，我怎么算都完成不了。

同事：工有一个报表，整天就贴在办公室的墙上，我们中心执行主任办公室的斜对面，大家都能看到。

邓亚军：从早上8：00到晚上10：00。我没有休息过一个星期六、一个星期日。

解说：制定好工作进度表后，邓亚军发现水稻基因测序团队还缺十几位成员，解决好人员之后，又面临着管理的问题。一个个潜在的矛盾让邓亚军感到巨大的压力。

邓亚军：我是第一次经手这个管理工作。我以前是做法医的，我没有这种的经验，再一个就是他们对我，就是技术方面肯定会有很多置疑，我当然也面临整个办公室的一个矛盾无法调节的时候，我自己也特别委屈。

解说：时间一天天过去，新成立的水稻基因组加班加点地赶着工作进度，那时正是夏天最热的季节，简陋的办公环境也没有风扇，加班也是没有任何补贴。邓亚军最担心的就是生产线上的员工撂挑子。

邓亚军：哪怕我加班再忙，这一天的时间里，我一定抽出来我和我的上级领导，还有办公室其它几个人，一起去跟这些主任去沟通去交流。因此他们（生产线上的员工）年纪还小嘛，有的就刚刚大学毕业，刚出来年纪很小，就每周有一天是跟他们交流就一个组、一个组这么交流下去。

解说：2001年9月初，邓亚军确认水稻基因测序项目可以提前完成之后，给所有的员工放了一个大假。

同事：我觉得她这点做的特别好。

邓亚军：我就把手机关掉然后我一个人坐车跑到了北戴河，我跑到北戴河我在北戴河的沙滩上大哭了一场，然后我就回来了，就没事了，我觉得所有的委屈都缓解了。

记者：当时接的时候有没有一种冲动？

不是冲动，是不接不行，就是我必须接这个任务，不是说我很冲动的要去承接这个任务。

记者：一种责任在里面？

邓亚军：对。

病毒SARS

解说：2003年是个让人不太愿意提起的日子，SARS爆发期间人人自危。而作为科技工作者的邓亚军却三次飞往广州提取SARS的血样。为了保证病毒的研制进一步成功，从5月20号到

7月底，她在华大基因P3实验室与SARS共同生活了三个多月。

记者：别人都认为是危险，为什么你觉得不危险？

邓：我确实没有觉得很可怕，你看我从开始去取SARS病人的阳性血样，是我随身带着，从飞机带过来的。

记者：当时别人的反应？

邓亚军：他们比较害怕，但是我告诉他们我已经做好了很好的防护，你们不用担心，你看我手都拎着一路，我要打车到机场，后来去取这些血样，口腔试纸粪便的时候，是我去取的，我开着车去取这些东西。

解说：虽然她有充足的理由和依据不害怕SARS病毒，但她无法让人也这么看待SARS。同事的辞职使她更加意识到工作的重要性。

邓亚军：不只一个人离开，还是我们几个所的研究生，都是因为SARS病毒，要让他们去管理P3实验室，不是让他们养病毒，让他们管理P3实验室，他们因此而离开。这个辞职同事

，他发给他部门主管的信，他部门主管还转给了我，我父亲现在在哪已经等着我呢，我买好了机票，我马上要跟他去汇合。

记者：他们说得也对，为了家人，你的家人呢？

邓亚军：我家人在西安，我有哥哥在陪着他，我还不至于觉得那个事情那么严重。

记者：你的家人他们当时是怎么表现？

邓亚军：他们不知道，他们怎么可能知道我在这做个工作，他们不知道。

记者：现在呢？

邓亚军：现在知道了，后来是在电视上看到我了，知道了。

记者：你家人有没有担心呢？

邓：非常担心，他们的担心，说出口来之后，就会被我很简单地搪塞掉，我说你担心，我现在不是很好吗？没有问题了，我在做SARS的时候，我确实没有告诉他们，因为当时全国都是风声鹤唳的，我不可能告诉他们我在做这个东西。

记者：其实你还是考虑到他们？

邓亚军：对，第一我没有时间告诉他们，第二我不可能告诉他们，我当时非常忙，你看我那个时间，我能有空一定是睡一会儿觉了。

代表中国

解说：真正让公众熟悉邓亚军是在东南亚海啸期间。2004年12月26日东南亚发生了强烈的海啸，数以万计的人们丧生在这场灾难当中。28日，邓亚军了解到这个消息，出于职业敏，邓亚军开始考虑是否需要DNA鉴定援助。

邓亚军：我是28号下午写的申请，这个报告改好之后，得以所里面发到院里面，要不我没有途径，我没有一个去申请的途径， 29号这个报告才送到院里，才送到我们的主管局，29号中午的时候，我再问这个消息的时候，他们说刚报到主管局，30号中午外交部就打来电话，说让我们就派人去了，说你能派几个人你赶紧去吧。

同事：当时因为是前星期天下午跟我说的嘛，说完以后告诉我晚上的飞机要走。

同事：她问我一句话，说你能不能去，我说可以。

解说：出发前，华大的所有高层领导都来到机场为DNA救援小组送行。这个时候邓亚军开始感到了身上的责任压力。

邓亚军：我们老板就把我们叫到那边那个会议室，就说我给你们交代一下，这是你们去一个重灾区，如果你们得的疟疾，（登革热），这些都没关系，回来还能治好，真是得了祸乱，你们可能就交代在那个地方了，他很大白话给我们说了几句话之后，然后我们所长杨焕明，就说你能不能把他们给我带回来，因为他比较担心，除了我，可能其他人都是小孩子，说你能不能把他们带回来，我说你放心，我肯定把他们平安地带回来。

解说：在泰国机场这群来自中国的DNA专家遭到媒体热情包围，但有意思的是他们却没发现谁是领队。而更让媒体吃惊的是：他们泰国海啸遇难人士做全权的免费DNA检测。在此之前国际救援机构讨论推出了一个商业公司，在当时这样的DNA检测，一个样本折合人民币大概

是2600元，泰国遇难人数5000多人，已经没有能力进行这么大规模的DNA鉴定。

邓亚军：当时一提出来之后那个会议主席都听得都傻了，楞了，他就楞了那个地方了，大家全场都楞了，可能大概都反应了几十秒钟，大家才鼓掌。

解说：然后事情并没有想象的那么顺利，第一次带回中国的牙齿样本检测失败。随后国外的一些媒体开始对邓亚军带领的年轻的专家组产生了置疑。

邓亚军：应该说是一盆凉水浇上头上那种感觉，当时冬天，一盆凉水浇到头上的感觉是相当难受的。

解说：邓亚军又火速飞到泰国，向有关国际组织解释这个结果，以期求得新的解决方案。邓亚军：然后在会议室里面，我们就做好了我幻灯跟他们解释，我们这个牙齿做出来什么样，什么样，怎么样，当时我做完之后大家都不吭声，大家都不说话。

解说：虽然操作流程和方法，没有什么失误，但是大多数人并不相信邓亚军的解释。在送来的第二批样本的同时，也送来了五个不同国家的专家，全程监测北京实验室的DNA检测过。而就在同一时间，当地的DVI组织，又把一些牙齿样本发到其他的国家进行检测。反馈回来的也没有一个很好的结果。

邓亚军：我们再次收到骨骼样本的时候已经到了4月份了，4月5号，我们从4月5号开始就一直在加班，做第三批的结果到了6月6号，我们第三批样本的成功率是84.7％。我们在那个地方的工作人员，因为我们国内有这么好的数据提供过去，然后他在那个地方也觉得特别骄傲。他每天就写信过去说I am proud of，我今天很骄傲，怎么怎么样。

解说：海啸之后，邓亚军开始全心投入到她的鉴定事业当中来了。她曾经抛出中国有15%的男人在为别人养孩子的理论，这让社会大吃一惊。

说这个DNA鉴定，可以告诉这个孩子到底是不是父亲所亲生，其实你换一种想法，如果你通过这种DNA鉴定，能让一个妻子规范自己的行为方式，就是她一定确证这个孩子是自己丈夫，那这样不是一个很好的规范程度吗？也是一种社会规范，它是一种技术规范，它是一种硬性的规范指标，恐怕你用道德用什么东西，不一定有这种规范更加有效吧。

解说：有人说她的言论会破坏多少家庭。她却说作为一个科学家，必须对自己结果的真与假负责。

邓亚军：科学是把双刃剑，它有好的地方，它肯定有不好的一面，你不能去忽略了，认为它有一个什么东西，就跟那个谁发明炸药一样，他也没有想到这个炸药会对人类造成某些灾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