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中国DNA检测斗士传奇密码

 被誉为中国“DNA”检测斗士的邓亚军如何从一名女法医蜕变成职业鉴定师的故事，引发社会关注，而解读邓亚军人物的背后，有关亲子鉴定所引发的相关情感伦理话题，也值得社会深思。

　　从充满传奇的法医生涯，到任务艰巨的人类基因组测序工作；从惊心动魄抗击非典的战役，到舍身忘死的印度洋海啸救援；还有罗布泊疑似彭加木的干尸DNA鉴定……邓亚军作为一名坚强乐观的女性，以科学家的严谨鉴定死者，更让生者看到社会进步与人类科技发展的力量，为祖国赢得了荣誉，也为全人类作出巨大贡献。

  在印度洋海啸救援行动中，邓亚军一战成名，而近日以她为主人公出版的《亲子鉴定秘档》更是令其成为焦点人物。

       走马上任

　　拎着SARS病人的血清坐飞机

　　因为崇拜家中的兄长，高考时邓亚军听从他的建议，报考了西安交通大学法医系，1996年毕业后分到西安市公安局灞桥分局当了一名现场法医，负责尸体检验和临床鉴定。两年后，邓亚军考取了西安交通大学法医系的在职研究生。2000年9月，她跟随导师来到中科院北京基因组研究所完成硕士课题。这一年，中国加入了国际人类基因组计划1%的项目，邓亚军作为工作人员参与了科研任务。2001年7月，“中国水稻基因组计划”启动，她被任命为生产办公室主任，领导了包括博士生在内的150多人圆满完成了测序工作。“中国水稻基因组计划”完成后，邓亚军回西安通过了硕士论文答辩，并以专业第一名的成绩继续攻读博士学位。2003年年初，她正式出任研究所下属的华大方瑞司法物证鉴定中心主任。

　　邓亚军刚走马上任，中国就遭遇了SARS病毒的侵袭。测出SARS病毒的基础序列，是研究所的当务之急，邓亚军被派到广州，与相关医院进行沟通，以获得样本。“当时我飞到广州三次，才得到了SARS病人的阳性血清。那时候，SARS病人的血清谁看见谁害怕，我就带着血清坐飞机。”邓亚军说。2003年5月，研究所捐赠给国家30万份的ELISA试剂盒，用来确诊SARS病人。“SARS病毒被解码之后，为了验证病毒通过什么途径传播，我们又从各地收集了500份SARS病人的血液、粪便、口腔试子和唾液，进入P3实验室（P3实验室是生物安全防护三级实验室。生物安全防护实验室根据微生物及其毒素的危害程度不同，分为四级，一级最低，四级最高。三级适用于主要通过呼吸途径使人传染上严重的、甚至是致死疾病的致病微生物或其毒素）进行SARS病毒的检测和分离。”

　　这一次又是整整3个月，邓亚军的体重掉了8斤。身边的不少人辞职走了，邓亚军却一直坚持下来。2003年9月，一切尘埃落定。邓亚军开始一心一意经营鉴定中心，也完成了自己作为职业DNA鉴定人的蜕变。

　　一人一座一车

　　很长时间里都被同行戏称“亏损企业老总”

    当时，DNA鉴定还是一个大家都陌生的行业。

　　照邓亚军自己的说法，当时华大方瑞的状态就是“一人一座一车”。“一人是指我一个人，一座是指我只占据了当时华大一万平米办公空间中一个隔断的位置，还好我还有一辆隶属于行政办公室的普通桑塔纳轿车。”邓亚军说。作为方瑞惟一的员工及负责人，邓亚军都是一个人写策划案、计划书；一个人去跟相关行业的主管沟通，争取大项目；接着，一个人泡在实验室做鉴定……

　　尽管如此，邓亚军还是在很长时间里都被同行戏称为“亏损企业老总”。

　　为了让更多的人知道亲子鉴定，同时提高华大方瑞的知名度，邓亚军做了个大胆的决定，将DNA亲子鉴定业务全面降价，从原来行业通行的每份样本1200元，直接“腰斩”一半，降为600元。

　　2004年6月初，这个消息在北京一家颇有影响的媒体上发布了。发布当天，邓亚军给办公室打电话，总是占线，足足一个小时以后她才把电话打进去。她很奇怪地问来帮忙的同事：“电话坏了？”

　　同事连忙告诉她：“电话没坏，都是打电话来咨询做鉴定的事。”这话把邓亚军吓了一跳，结果当天就接到了5桩委托，相当于以前半个月的量；整个6月接到了80多桩委托，7月又增加到了100桩！就在这个月，方瑞的营业额和支出第一次出现了持平，邓亚军既喜又惊，她原本没有想到，在中国亲子鉴定会有这么大的需求。

　　邓亚军开始招兵买马。

　　印度洋海啸尸检

　　做报告的时候终于忍不住吐了

　　2004年12月26日，在印尼苏门答腊附近海域发生了剧烈的海底地震，引发了印度洋大海啸，结果造成印尼、斯里兰卡、泰国等国家人民重大伤亡。“28日那天，我在电视上看到了‘海啸死亡人数已突破万人、绝大多数遇难者没有随身证件无法识别’的新闻，那时，我想是不是应该申请参加救援？”2004年，华大方瑞已是国内少数几家能够提供所有类型DNA检测手段的机构之一。邓亚军把这个想法跟同事一说便获得了支持，当天就向上级主管部门中国科学院生物局递了申请。

　　两天后她就接到中国科学院主管领导的电话，第一句话就是：“你能派出几个人去泰国？”邓亚军很意外，“去泰国？”领导说根据国家有关部门的通报，泰国的伤亡人数虽不如印尼等国，但由于是世界知名的旅游胜地，海啸的死难者多为海外旅游者，无法辨别身份的外国遇难者数目最多。邓亚军略微盘算一下，答道：“可以去5个人。”当晚8点，邓亚军、郭奇、于晓光、李黎、陈保献等5名DNA救援组成员坐上了飞往泰国的航班。

　　12月31日凌晨，救援组到达曼谷后，又转机赶往普吉岛，随后，他们赶到了攀牙当地两座存放尸体的寺庙。这里存放着数千具遇难者尸体，急需身份识别。和中国的救援组一起工作的，还有来自30多个国家的救援专家，按照国际惯例，多国救援人员迅速组成了大型灾难遇难者个体识别协作组，简称DVI。

　　虽然邓亚军有着一线的法医经验，但她还是被眼前的惨状震惊了。“我见过高度腐败的尸体，也做过尸体检验，但我从来没在一天时间里检过50具高度腐败的尸体。尸体袋一解开，恶臭立刻扑出来，人马上就要呕吐。取样本时，还得防备满地的蛆爬到身上来。”邓亚军说，当时救援组的工作流程非常简单而紧凑——早上6点起床早餐，7点前往工作地点，午餐就地解决，都是盒饭；没有午休，工作到晚上7点返回驻地，参加国际DVI工作会，最早也要到晚上8点才能吃上晚餐；晚上9点再给中国组员开会，布置次日工作，然后整理当天样本，经常要忙到凌晨1点左右才能休息。

　　“泰国当时非常炎热，救援组工作的场所其实就是个简易工棚，没有墙壁，需要检测的大堆尸体都摆放在外面，距离他们午餐的地方不到2米，尸臭扑鼻。由于当地室外气温高达40摄氏度，又穿上了国内带的密封隔离服，加上口罩、手套，即使不工作，体力消耗也非常大，工作期间包括邓亚军在内的每个救援队员都曾经历过中暑、虚脱等情况。”邓亚军说，“我们吃东西基本是在现场，刚开始会从酒店带一些打包的蛋炒饭过去，但到后来，绝对不会吃米饭和豆芽，看着就像蛆，条件反射。”

　　由于尸体高度腐败，DNA检测几乎是身份鉴别的惟一手段，而泰国的实验室又没有能力进行这么大规模的鉴定，那么多遇难者的DNA由哪个国家来做，谁来承担这笔费用？ 

　　邓亚军作出了一个大胆决定：“我们中国，愿意承担这次海啸所有遇难者的DNA鉴定，而且承担相应的检测费用。”各国专家为之肃然起敬。9个月后，1596份海啸遇难者样本的鉴定工作全部完成，中科院要求她做报告，为幻灯片挑选照片的时候，她挑着挑着，终于忍不住吐了。经此一役，各种荣誉向邓亚军扑来，华大方瑞也不用再为业务量而烦恼了。

邓亚军参与罗布泊干尸身份鉴定。（图片来源：《南方都市报》）

 彭加木是三十多岁以上的中国人熟悉的名字。

　　31年前，这位著名科学家在率队进入罗布泊荒原进行探险考察时，意外失踪，受到举国关注，也曾风传过各种说法和猜测。

　　2006年，敦煌一个镇长率人到罗布泊地区一处水草丰美的地方探险时发现一具干尸，干尸身份被疑似是20多年前失踪的彭加木。

　　但是，由于彭加木子女拒绝抽血与干尸做DNA对比，这让干尸的身份迄今未定，而彭加木之死也仍是一个难解的谜团，这也令参与此次检测的邓亚军多少有些无奈和遗憾。

　　罗布泊地区发现干尸

　　此具干尸疑似1980年失踪的彭加木

　　出生于广州的彭加木是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院长，1980年率领科学考察队在新疆罗布泊考察时，留下一张“我往东去找水井”的纸条后失踪。此事惊动了党中央、国务院，有关方面出动几万人次、几百辆车，沿着彭加木失踪的地点进行大范围的搜救，整整一个多月一无所获。30多年来，彭加木的失踪之谜始终困扰着人们。

　　2006年，敦煌一个镇长率人到罗布泊地区一处水草丰美的地方探险时发现一具干尸，就想到这会不会是20多年前失踪的彭加木？然而发现者为了方便，犯了一个错误：直接把尸体放在车上带了回来。“如果尸体依然在沙漠中，白天太阳高照，晚上极冷，温度极速变化，细菌难以生长。我们看到时，尸体就放在敦煌博物馆的仓库里，打开就能闻到臭味。尸体上还有花白的头发，拔下来还可以看到毛囊。”

　　为了搞清楚干尸是否就是彭加木遗体，邓亚军和同事做了很多工作。“新疆分院的领导看了一眼就走，说彭加木个子很高，这具干尸不到1米6，肯定不是。”但邓亚军不能满足于这种“看一眼就决定”的方式。“因为是干尸，都有挛缩的过程，跟正常的尸体不能比的。”邓亚军说，法医人类学的勘察，主要通过对股骨的长度测量，可以推算出身高。邓亚军取下干尸股骨，推算出尸体身长1米68左右，跟彭加木1米72的身高相类。

　　谜底难解成为悬案

　　提取了干尸的DNA，但缺少亲属DNA样本对比

　　为了在这具26年的干尸上检测出完备的DNA，邓亚军想了很多方案，毛发怎么做？骨骼怎么做？……等到终于做好，邓亚军通过科学院去找彭加木的儿子彭海，请求他提供血样进行比对。“协调”了半个月，但对方不同意。“为了此事，那个五一期间，我都在北京留守，希望可以等到彭加木儿子的电话，但是没有。”邓亚军说她只好自己出马劝说彭海。然而彭海仍不愿意随便就提供血样。“他说，他需要我有95%的把握是彭加木，他才提供血样。我说，20多年的尸体，没有办法有95%那么高的把握。但只要你提供一滴血，可以在24小时内告诉你是不是。他不肯。”

　　邓亚军又求助彭加木当年的老友夏老师。“夏老师重新到敦煌，到发现尸体的地方看了大概，回来后又给彭加木儿子做工作。他说他跟彭海感情很深，当年去寻找彭加木时，共同在一个帐篷里住了一个月。以前几次大规模的搜救，都没有往这个方向走，这个地方是当时搜救的漏洞，夏老师认为可能性很高。但是彭海仍然不愿意提供血样，这就成为一具无名悬案，我也很无奈。如果没有比对的亲人，把数据放多少年都没有用，都没有意义，因为这是需要比对的科学。”她说。此后，干尸被放在敦煌博物馆，身份迄今未定。

　　据《南方都市报》《半岛都市报》报道